亭亭如盖的树

由香港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显示了电影工作者独立思考的社会功能。该片的几大特色，令人思考。

首先，该片使用了套层结构叙述方法。所谓套层叙述是将讲述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人形成不同的版本。一是阮玲玉的生活，由张曼玉扮演；二是摄制组里的张曼玉，以其真实的英文名美姬出现；三是阮玲玉本人扮演的角色，如她演出的电影《新女性》，并无声的喊出“我要活，我要活！”

其次，该片在叙述方法上采用了非连续性叙述，就是故事的叙述不断被打断，并不像传统的悲剧，让人的泪水可以尽情的洒落，而是不断地提问，将看观从观众的角色变成导演的角色，看得比较累，故事也变得支离破碎。当然，这或许正是后现代电影叙述的一种风格，它提供了反思的机会，至少对于“新女性是谁？”的一场戏“我要活”的戏，不断将观众从“此”阮玲玉变换到“彼”阮玲玉，正是在这种变换中，我们发现时间消失了，不同时代的女性有了共同的问题“新女新在哪里”？这样地将历史抹平的方法突出了女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相似性生活，我甚至想问:何为历史？

是呀，何为历史？历史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被叙述的、被建构着的叙事？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何为“真”，历史并不关注“真实”，因为在叙述者的眼中，只有“意义”是重要的。因此，对于那位“好人导演”，关锦鹏说：“我不知道当时吴永刚说过这些话没有，这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导演的有意打断，使我们相信历史是被建构的。

《阮玲玉》一片告诉我们，历史是被叙述的、是凭着我们的记忆、旧有的资料、相关生平的记载，还有我们的想象共同建构出来的。历史的存在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对现实的关照。在真实中，阮玲玉与蔡楚生并没有情感的纠葛，但是导演想象了这样一个情感的线索，更加突出了“新女性”的无奈，被毁灭（被张达生这个无赖），被抛弃（被唐季珊这个商人）。我想，对于女人来说，最大的打击是相知后的无望，那种无法通过爱情建立起信任的感觉是人类的一大悲剧吧。这样的悲剧是超历史的，并每天都在上演着。